梁份与《秦边纪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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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份与《秦边纪略》〈1〉

本文摘于《历史地理学丛稿》P15-26。朝光辉 著 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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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方志与长城研究所 2007年6月24日蔡向升整理

明未清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时期，当时在地理学领域涌现了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先进地理学家，梁份是其中之一。梁份一生曾三赴西北进行实地考察，著有《秦边纪略》（初名《西陲今略》）一书，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卓有贡献，在我国地理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1. 梁份的生平
梁份，字质人，江西南丰人。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卒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终年89岁。〈2〉
梁份出身寒微，其家世少读书人，但为人聪颖，自幼刻苦上进。15~16岁时受业于同县邵弘斋之门，当时邵氏弟子先后近百人，以他的成绩为最优。后因家中有人逃避赋税，他无辜受累，系狱九年，因而学业中辍。以家贫之故，在狱中时幸赖友人按时馈食，始得不死。出狱后，不为人所敬礼，独见知于同县谢进，31岁时与谢进之女结婚〈3〉。婚后家庭生活清苦，仍不得不依赖友人的资助。33岁时，他前往宁都，拜彭士望（字躬庵，1610～1680年）、魏禧（字冰叔，1625～1681年）为师，前后受业八年，当时魏禧等人以务实学为宗旨，在翠微峰下的易堂〈4〉著书立说，世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5〉。梁份在那里读书时，锐志奋发，如饥似渴，全身心地投入了对真知实学的探索，因而在学术上造诣甚深。他的老师彭躬庵对他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非常称赏，说“余门下生之患难、坎廪、艰危，谁有如梁生之甚？而生之则益坚，气益锐，持大义，虽百折九死曾不挫其毫末。此其人所易及哉！〈6〉中年之后的梁份，已经是一位学术造诣精深、社会影响巨大的布衣学者，当时的人说他“为文章得易堂秘钥，尚气节，有经济才，终身不乐仕进，而名动公卿者五十年”〈7〉，可约略见其为人。
梁份读书易堂时，已在四申（1644年）易代之后。他是明朝遗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在清朝的统治下，面对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胸中自不能无共轭之悲。于是中辍学业，辞别恩师，投人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洪流中。康熙甲寅（1674年）以后，正是汉族人民和三藩反清斗争的高潮时期，他奔走四方，不遑喘息，过家门而不入达四五年之久〈8〉。反清斗争失败后，梁份已经年过40岁。他不渝初志，坚不出仕，表现了不与满族贵族合流的气节和决心。此后，他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用在对西北地区地理实况的考察研究上。
梁份对西北地区进行第一次实地考察，是在他41岁的时候。自明代中叶以后，西北地区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族人民屡遭杀掠，直至清初仍然疮痍未复，满目凄凉。到康熙初年，战乱又起，除王辅臣响应三藩的反清战争外，又先后出现“西番土回乘隙并起”〈9〉，噶尔丹部侵入河套的局面，杀戮之惨，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梁份认为要解决西北地区这种不安定的局面，必须对该地区的风土、人情有详尽切实的了解，然后可以解决民族矛盾，稳定边疆。他看到前人“言边事绘方舆图者”，大多数是“抄袭臆拟”，不符事实，即使有所记述，也是“得一 漏万，置重举轻，无裨实用”〈10〉；所以他决心在西北边区亲自进行大范围的实地考察，并着手写作他的边疆地理学专著《西陲今略》一书。在52岁和69岁时，他又分别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实地考察，并就考察所得最后完成《西陲今略》（后改称《秦边纪略》）这部极有价值的著作。
　　梁份除上述三次考察之外，曾四游京师，并在游明陵后写成《十三陵图说》。他在给八大山人的信中说，此书“绘图列向，开方纪跬，图各有说＂〈11〉，这在古代同类著作中是少见的。可惜书己不存，可能是因犯清朝的忌讳而被销毁了〈12〉。除地理学著作外，他还有《怀葛堂文集》行世。据《清史稿》和《四库别集存目》说，全书计１５卷，前１４卷为杂文，末一卷为诗１２首及“漫游杂录”１１则，但现存《怀葛堂文集》仅八卷，收入《豫章丛书》，“漫游杂录”等已不复可见。杂文中也包含不少有关地理学的独到见解，是他年轻时潜心治学，壮年以后不畏艰苦亲历考察的结晶。
　　２、梁份的学术思想
　　在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学术界“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13〉学者伏案著书，往往流于空谈。明朝中叶以后，社会开始发生变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时在地理学领域中，便涌现出一批先行的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了当时中国地理学的若干特点。其中，梁份在确立地理学应立足于“经世致用”，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原则，以及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等方面，建树颇多，值得重视。
　　梁份认为：“凡书可闭户而著，唯地舆必身至其地。否，虽虚心访求，详考核，其不为《水经》之河水经张掖，文庄之六卫所惑者几希。＂他孝察诸书所记，得出结论：“舆地不身历，徒听人言，往往自误。关于这一点，他还现身说法，以自已第一次亲历河西各地之后写成的《西陲今略》一书为例，指出：“向客河西，妄有记述。于四郡山川险阴，凡耳目所及即可无疑，其他得之伟闻，见于方策亦皆可信；然身未游历，所知非真。采摭旧闻，岂无踵讹增伪缘饰成书之病。此份十年中有不能自信者，至今益疑。更念河西时事，迩来变迁，向所未见，今有不同，非今昔参考，不足以知得失”〈14〉。诸如上述，梁份不仅指出了地理学著作不注意实地考察的危害，而且批判了采摭旧闻、以讹传讹的憋病，同时提出了注意地理事物变迁，进行今昔对比、寻求利憋得失的历史地理思想。这一学术思想现在看来似乎平谈无奇，然而在300年前，该是何等新鲜、何等先进！他这种思想已远远抛开沿革地理的境界，而接近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思想体系了。
梁份在切中要害地分析了造成过去西北地区地理著作各种失误的原因之后，举例说：“西宁之四卫，敦煌之三卫，载在史册。弘治末，改沙州为罕东。左卫著于实录，皆非隐僻。丘文庄知西宁有罕东，不知左卫别为一处，忽略左字之增，遂以七卫为六。祖制藩服一旦陆沉，其为谬妄，岂浅小哉！因此他认为，“夫文献无征，足迹未及，执空文而肆其臆说，则书之不可尽信，类多如此”。在这里他肯定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他重视实地考察的思想基础。
地理考察不仅是当时求索实学、经济天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地理学的重要工作方法。在徐霞客、顾炎武以前的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闭户著书、伏案考据之风盛行，致使学问文章徒托空言，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要求。而梁份不仅与徐霞客、顾炎武等先进的地理学家一样重视实地考察，而且为了根本克服前人舆地之作“抄袭臆拟”、“挂一漏万”的积弊，使之成为对社会实践有用的学问，不惜“只身游万里，西尽武威、张掖，南极黔、滇，遍历燕、赵、秦、晋、齐、魏之墟”，而且四游京师，三历河西，直到70岁高龄时，仍毅然作肃州之行。他的第二次西北之行，似以进一步修订《西陲今略》为目的，即他所谓的“览山川形势，访古今成败得失，遐荒轶事，一发于书”〈15〉。因此，梁份不仅从理论上充分论证了地理学实地考察的必要性，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付之实践了。
梁份的德尚和学术思想，一方面与他一生艰苦奋斗的生活有关，一方面深受他的老师们的影响。彭躬庵少负大志，激昂慷慨，立义声于天下〈16〉。而梁份则“为人朴挚强毅，守穷约至老不少挫”〈17〉。他们师生间的德尚何其相似，魏冰叔是一位稳居不仕、治学严谨讲求实学的学者，他认为“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18〉。而梁份之“学初以经世致用为主，因遭逢不偶，乃发为文章”〈19〉。当时人们就认为，能传魏氏之学者惟其高足梁份而已。他们师生在学术思想上又何其相似。
3、三次实地考察梁份《秦边纪略》一书的完成，经历了三次西北实地考察，
三次修订书稿的过程。第一次考察，受益于其友人王定山的〈20〉赞助。通过这次考察，梁份“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及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洞若观火矣。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21〉。但是，如上文所述，梁份本人对此并不满足，他为了解决这次人游历未能弄清的疑问，并进行今昔对比，以知得失，还要“重游”一次。第二次西北之行，他到陕西后结交了当地许多重要人物，并得到张观察〈22〉的资助。此次考察的路线，据其自述，“自河州、西宁、庄浪、凉州、兰州，折而东南至靖远、宁夏而止。合客岁所游，西秦之边尽矣。而在朱字绿的“梁质人西陲三书序”中，则更详尽地指出了梁份此行的踪迹：由西安而东北，至于榆林；北至于宁夏；西北至于西宁、河州；又西北至于凉、甘、肃；登嘉峪，望合黎之山；西绝嘉陵；南浮汉；又南到于兴安、东升、太华三峰；又东出潼关、函谷以归。回旋万里，穷西秦之疆境。“所至记其道里、山川、城堡、兵卫之形，藩部彝族之众，法制、战争、馈饷、屯牧、阨塞、风俗之宜。”“著《西陲玄步》二卷，《图说》四卷，《今略》八卷”〈23〉。梁份自已曾指出：“向在王定山所，寡闻渺见，未能成书。今观察鲁庵张公为成其美，以所著可信令传后，召梓人剞劂以传。”可见《西陲今略》一书的撰写发端于首次游历河西，垂成于再次考察河套与河西地区。梁朱老一代所述考察路线似颇不相同。其实梁氏本人所述，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用五个月的时间考察河西地区的预定路线，出发后或尚有更改；而朱氏所述则是梁份第二次考察将近三年的实际行程。此外，梁氏本人所述是以时间先后为序，而朱氏则以方位为序，即以西安为中心，自东北的榆林开始，然后依次列举北、西北、西、南东各地。这样，就造成了似乎两人所述大不相同的假象。而第三次西北之行的目的地则是肃州，沿途所经大概包括秦州、巩昌、凉州、甘州等地。〈24〉此行的目的，如上文所述，当是对书中的某些细节再作核实订正。刘继庄说《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25〉是指第一次考察后写出的尚未成书的初稿，可见梁份治学态度的严谨和所费功力的巨大。
梁份三次游历、考察的西北地区，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生活条件较为艰苦，长期为少数民族杂处之区，语言互不相通。这些情况对生长在南方的梁份来说，无疑是他进行考察的障碍。但是他不畏艰险，毅然前行，表现了他求取真知的忘我精神。梁份在“答刘体元”的信中生动地记录了再次考察西北地区的情形：“七月沙，份已返西安。此行往返万里，以南方乘舟之人策马五月，登顿劳苦，髀肉尽消。且天雨绝塞，饮馔大异；进食又不以时，饥不得食，饱则罗列当前。夜卧土床多蚤，尤苦鳖虱，大于瓜子多至可掬一土床，藏可数升。移衾袖卧地上，则从屋椽间自坠下，如雨雹密洒，历历有声。一为所嘬，则泡起半寸。搔爬急则痕破血流，一二日内身无完肤。”在边远地区，“马粪牛羊失所熏蒸，初至呕吐不能止。其人强半西羌，次土达，次回，次西彝，男女饮食卧起尽出人意料外。语言不相通，辗转翻译，多非本意。间为画地作字，百十人无一识者”。又说：“份不善骑马，手足不便捷，往往坠马。经河州漾卑川，为山椒林所触，仰坠马后，衣顿百结，而身体幸无伤。”梁份为求取真知而跋涉于广大荒凉的西北地区，其艰苦可以想见。他在进行野外考察时，还认真采用了“左图右书，见闻并记”的地理学工作方法。这在300的前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中，可说极为罕见。正由于他作了这样艰苦卓绝、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才为他的不朽之作《西陲三书》奠定了基础。
4、《秦边纪略》的内容
《秦边记略》初名《西陲今略》，是梁份《西陲三书》中惟一传世的著作。据刘继庄记载，他所见到的《西陲今略》初稿，“书凡五册，册各百余纸，共计五百余纸”分为数十卷，又说：“尚有一册，乃西域诸远国及筹边方略，皆质人未定稿也”〈26〉。因有第二次的西北考察，得纵览河套地区，“补辍向所不逮”，使《今略》一书接近完善，并增《西陲亥步》二卷，《图说》四卷，《今略》八卷，希望“传之其人，以俟来者”〈27〉。可见该书是在初稿的基础上，作了若干增删订正，增加了四卷《图说》，较原稿内容丰富翔实，图文并茂。刘继庄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梁份的第二次西北考察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增订的《西陲三书》问世当在刘继庄逝世之后，故刘继庄不可能看到该书。而且对《西陲今略》极为推崇的刘继庄在介绍该书时，并未提及增加《图说》一事，证明刘继庄所见确是《西陲今略》尚未成书的初稿，大概也就是传世的《西陲今略》及《秦边纪略》最早的底本。可惜的是，一部几经陲炼的地理著作《西陲三书》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所能看到的《西陲今略》抄本、《秦边纪略》抄本以及《秦边纪略》的刻本，
多因辗转传抄，卷数不同，内容也有参差，给研究工作带来不便。因此，为了便于利用，对该书加以校核是必要的。
传世《秦边纪略》的基本内容，“首载河州及西宁、庄浪、凉州、甘州、肃州、靖远、宁夏、延绥等卫形胜要害，次载西宁等卫南北边堡，次载西宁等近疆及河套，次载外疆、近疆西夷传、河套部落、蒙古四十八部考略、西域土地人物略，其论边鄙疆域及防守攻剿情形，一一详悉”〈28〉。例如作者在卷一中记载庄浪卫说庄浪卫乃“汉之允吾县，前凉之广武郡也。东距黄河，南环大通（河），西界乌鞘，北筑新边。其地狭，而出宽。其土癠，兵民而外，土司十万，熟番之户三千。其于河东、西为兰州门户，凉湟堂奥，甘肃之咽喉，靖夏之捷径。车马络绎，毂击肩摩，乃诸郡之统会九达之庄逵也”。卷五记宁夏卫说：“宁夏……惟北面则贺兰山，向所恃以为固者，山为我有；今则可危者，山为夷有也。山为夷有，何地不可侵，何隘不可入，岂独区区方策之山中为然哉？”在概括河西诸边卫形胜之地的重要地位之后，又多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在卷一河州条下，作者献计说：“据险守塞，讲武务耕，加惠土民，扶恤属番，马入于厩可也，粮赉于夷不可也。苛守斯土者加之意丐，则河州庶其无患，而河西陇右亦籍篱之固矣。”因此《秦边纪略》一书可以说是以讨论西北地区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地理著作。此外，作者对西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人口、畜牧等事也有不少记述、议论和谋划，表现了作者对这一地区经济开发和人民生计的关心。
《秦边纪略》一书的体例，一如吴坤修序所说：“其说取河西各郡县，略载建置始末，而拳拳于形胜城守，每条以府卫为纲，山川城堡官司戎伍，件系其下；至道里程站，为正为间，即一墩一坞，必详着之。”“按籍而稽，嘹嘹数掌纹，其叙述之该赡可知也。”例如卷三记甘州卫，首先是简略的沿革介绍，然后是详尽的地理形胜记录：“其地东有武威，西有酒泉，南有祁连之阴，北有合黎之环；南北相距仅可百里，如筑通道，中共中央办公厅通一线，通饷道而接声援耳。”“甘州在四郡之中，则又若阵之有中坚，磨之有枢纽，身之有腹心。甘之
所以畸重者，岂偶然哉！”在强调甘州卫的军事地位之后，并注明了明代驻军的分配情况，然后逐一记录甘州北边、甘州南边、甘州北边近疆及南边近疆的城堡、山川、隘口及形胜之地，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记其他各卫亦皆如此。
原书除文字记述之外，“凡用兵地，所至各绘图，图有说，两塞三边环七千里之地形势了然”,革除了以往地舆之作“芜秽虚文，展卷欲眯“的流憋。因此，梁份的《西陲三书》更是典型而实用的西北国防地理著作，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为后世舆地之作树立了可效法的范例。无疑这是17世纪中国地理学的一项重要成就。
尽管《西陲三书》业已佚失，但从现存《秦边纪略》的内容看，其军事地理价值在当时是不容忽视的。朱字绿曾说：“夫安攘之计，不讲于西秦，则祸流天下。建瓴之势，自古为然也。”〈29〉而梁份的西北考察正值“近边诸部，往往窥窃，某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骚扰滋事
的时期，“此书所述，皆是时之形势……可谓留心边政者矣”〈30〉。因此刘继庄誉之为“有用之奇书”，说“此书虽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务，孰有更过于此者。”〈31〉审时度势，这种说法似非过誉。即时至今日，也不失为研究西北地理有用的参考书，而且是研究中国地理学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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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部分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出自梁份<怀葛堂集>(豫章丛书本)。
〈2〉汤中《清梁质人先生份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又清同治《
南丰县志》刻本卷二十五云，梁份年九十卒。
〈3〉清同治《南丰县志》卷二十五。
〈4〉明亡后，魏禧之父在翠微峰下筑易堂，以为隐居之所。后来魏禧等在易堂
著书立说，称这为“易堂之学”。见《清史稿》文苑传一。
<5>《清史稿》文苑传一。
<6>彭躬庵《耻躬堂文录》卷一，道光十九年瑞州凤仪书院刻本。
<7>清同治《南丰县志》卷二十五。
<8>魏世俨：《魏敬士文集》卷三。
<9>《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五《张勇传》。
〈10〉梁份：《怀葛堂集》卷一“与熊孝感书”。
〈11〉梁份：《怀葛堂集》卷一“与八大山人书。”八大山人名朱耷，明代遗民，善
能诗。
〈12〉汤中：《清梁质人先生份年谱》。
〈13〉顾炎武语，见《亭林文集》卷三。
〈14〉梁份：《怀葛堂集》卷一“与熊孝感书”。
〈15〉《清史列传》卷七十“文苑传一”。
〈16〉《彭躬庵文抄》魏叔子序，道光十七年刻本。
〈17〉《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文苑传》。
〈18〉魏禧：《左传经世》自序，乾隆十三年彭家屏刻本。
〈19〉汤中：《清梁质人先生份年谱》。
〈20〉刘继庄《广阳杂记》卷二载：“辽人王定山，讳燕赞，为河西靖逆侯
张勇中军，与质老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
<21〉《广阳杂记》卷二。
〈22>文中所称张观察，天津人，名霖，字汝作，号鲁庵。
〈23〉朱字绿《杜豀文集》“梁质人西陲三书序”。
〈24〉因资料所限,梁份三次西北考考的出发地点和详细路线,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核.
〈25〉《广阳杂记》卷二。
〈26〉《广阳杂记》卷二
〈27〉朱字绿《杜豀文集》“梁质人西陲三书序”。
〈28〉《四库全书提要》“地理类”存目四。
<29>《杜豀文集》卷二。
<30>《四库全书提要》“地理类”存目四。
<31>《广阳杂记》卷二。

shenmucxs于 2007-07-25 09:59:33 发表在分类：长城专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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