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穆陵战事
　　三千多年间，穆陵关战事频繁，刀枪剑戈，硝烟弥漫，关前各乡镇出土的大量剑、戈、箭簇、战马遗骸等，向世人诉说着一幕幕铁血风云。然而，穆陵关最著名的战事却是不战而取穆陵。东晋十六国时期,古齐国的土地上建立起鲜卑族的南燕政权。东晋义熙五年（4O9），南燕主慕容超兴兵抢掠东晋的淮北地区，东晋大将刘裕率兵反击，水陆并进，征伐南燕。慕容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征虏将军公孙五楼献上中下三策：“晋军强劲果断，利于速战速决，他们初来锋锐气盛，不可以立即迎击它。应当据守大岘天险（穆陵关），阻截晋军使其不得深入我境，以旷日持久的战法，来消磨晋军的锐气。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选拔精锐骑兵二千人，沿着海边南下，切断晋军的运粮道路；再派左将军段晖率领大军，顺大岘山东进，从而对晋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这是上策。命令各地将吏凭险固守，计点军资仓储而留足所需物资之外，其余的一律焚毁，铲除田间禾苗，使敌人来了得不到可以利用的东西，以坚壁清野的办法，来等待敌人可能出现的破绽，这是中策。放纵敌人越过大岘山，我们再出城迎战，这是下策。”慕容超听后说：“我们京都地区繁荣昌盛，人口众多，不可能一下子都把他们迁入城内固守；青苗已布满田野，也不可能全都铲除，假如说采用此种铲苗守城的办法，可以保全性命的话，我也不能同意这样干。我们现在是据有五州地盘的强国，山河环绕而地形险固，战车万辆，战马万群，即便让敌人越过大岘山而进到平原地区，再从容不迫地用精锐部队袭击它，敌人也必为我们所擒获。”尚书令慕容镇则建议说：“倘若依照陛下的旨意去做，也必须是在平原地区每十里处驻扎一支部队，构筑好工事，以便利于使用骑兵。同时，我们应当越出大岘山去迎战敌人，而一旦迎战不胜，还可以退守大岘山。不应当放纵敌人进入大岘山以里，而给自己造成被动挨打的困难局面。从前成安君陈余不坚守井陉之险关，终于被韩信所打败；诸葛瞻放弃马阁山险不守，最后为邓艾所擒杀。我认为天时不如地利，扼守大岘山以阻截敌人，是诸种对策中最好的对策。”慕容超听后还是不予采纳，只是命令驻莒、梁父二地的部队，整修护城墙，选练兵马，养精蓄锐以等待晋军的到来。这年六月，晋军已进至穆陵关前的东莞县城，慕容超忙派遣左将军段晖等率领步骑兵五万人，进据临朐。
　　东晋方面在出兵之前，已对南燕军队是否扼守大岘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考虑。当时有人提出，“如果敌军死守大岘，我军如短期内不能攻克，那么，我军的后方补给就将出现严重困难。到那时，军无所资，不但不能前进，就连安全南撤也不可能了。”但刘裕认为：“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谷，必将引我，且亦轻战，不可能扼守大岘。我军只要过了大岘，那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大军沿葫芦岭北进，翻越龙山，直取穆陵。果如刘裕所料，穆陵关全无南燕军踪影，雄关变空关。晋军不费一兵一卒，轻取穆陵天险，刘裕大喜，指天而笑曰：“虏已入我掌中。”下令筑五色坛祭天。部下不解：“我军尚未与敌军交战，将军为何如此高兴？”刘裕笑道：“大军已过天险，将士必有死战之心；庄稼遍野，无缺乏军粮之忧，我已胜利在握。”刘裕挥军直趋临朐城南，南燕军方起而迎战。双方激战一昼夜不分胜负。刘裕便暗下派一支军队，绕到南燕军背后，一举攻下临朐。这时，慕容超才知弃关的危险，但为时已晚，只好向广固（南燕都城，今山东益都）撤退。刘裕紧紧追击，南燕军大败，十余名大将战死，大批军需物资落到晋军手中。慕容超退守广固，东晋军围城攻打，经过半年的激烈攻防战，晋军最终攻克广固，慕容超被俘，押送晋都建康处死，南燕灭亡。
　　无独有偶，南朝宋景平元年（423），旧事竟在同一穆陵关重演。当时叔孙建攻青州，檀道济从彭城率军赴援。叔孙建的部将也劝他据大岘天险拦击檀的军队，叔孙建不听，结果檀道济军队进到临朐，叔孙建见大势已去，烧了军营后逃走。
　　南燕失险亡国，前人多有评说。如高绗《青州怀古》：“寄奴（刘裕小名寄奴）南来气如虎，只手席卷青齐土。大岘空关战鼓鸣，降王槛车送吴楚。”安真《登郡城怀古》：“广固城残说寄奴，至今遗垒半模糊。五龙夜塞虚凭险，万马南来笑失图。”
　　历来都认为，南燕之所以被东晋攻灭， 主要就是慕容超没有听取公孙五楼等的正确意见，弃大岘而不守所造成。毛泽东在阅读《南史·宋高祖本纪》时，对东晋灭南燕之战作了认真分析，别出心裁地批注：“守大岘亦无用。”这里，毛泽东并不是只从军事、战役学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政治上、战略上，从整体上、根本上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毛泽东读此史时，已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毛泽东深知，地利对于战争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是地利，而是民心。南燕国内矛盾重重，并不稳固。少数民族统治中土，汉人不服。慕容超刚愎自用，性贪而无远谋，难成大事。因此，即便南燕扼守大岘，也只能苟延残喘一时，最终逃脱不了灭亡命运。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战略眼光的远大、敏锐、深邃。
　　穆陵关的最后一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底，日军逼近济南，韩复渠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山东形势骤紧。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从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西进，拟两路南下，一路经诸城、莒县，一路经青州、沂水，目标是占领临沂，直取徐州。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刘震东，率部在莒县一线阻击日寇。主要由爱国青年学生组成的海军陆战队第五大队六百多人，从青岛撤退到穆陵关，由大队长陈宝骥率领，地方武装配合，在小关、大关、穆陵关一线，与日军浴血奋战，顽强阻击。血战五昼夜，终因敌强我弱，实力悬殊，我军以大队长陈宝骥及数百将士的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抗日救国的悲歌。莒县城同时失守，刘震东司令及部属壮烈殉国。当年参加穆陵抗战的老战士刘宗钧，为我们留下了《穆陵抗战》的诗篇：“穆陵关前挫敌锋，海军健儿展雄风。血沃齐鲁垂青史，愧煞南逃十万兵。六百英烈壮山河，功过自有后人评。试看关顶鏖战处，故垒依稀记峥嵘。”
　　穆陵关本来就是齐、鲁、莒等国的结合部，春秋战国时期，疆界并不固定，你来我往，时有伸缩。穆陵关由于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各国攻略的重点，同时也成为融汇四方文明的大熔炉。齐国疆域曾延伸到穆陵关南一百五十余里，鲁国东进将疆土扩展到穆陵关以东，并筑郓、诸两城固守。莒国以穆陵关为西北边界，吴国、越国也曾将触角伸向穆陵关，楚国更是一度攻破了穆陵关防线。乐毅伐齐，又将燕国势力推进到穆陵关以南。穆陵关成为齐鲁燕楚等四方文化特别是军事文化的集中展示地。东晋谢玄攻前秦、刘裕伐南燕，在这里驰骋纵横。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又在此安营扎寨，建立政权。明初徐达、常遇春北伐，留下“朱营”一串。清道光年间，捻军经此南下，遭清悍将僧格林沁所部凭关阻击围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此筑碉堡，设岗楼，挂起膏药旗。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115师主力从陕北来到沂蒙山，成为抗日中坚。于学忠奉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主力在沂蒙山牵制日寇，将苏鲁战区司令部驻扎在穆陵关前。在这里，于学忠与徐向前会晤，共商抗日大计。日军组织五万之众，对于学忠东北军反复大扫荡。解放战争时期，陈毅、粟裕统帅的华东解放军又在这里驻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驻守此地的我人民军某炮团，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屡建奇功。在中国历史上，象穆陵关这样弹丸之地聚军事神奇，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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