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2886）记述修筑直道一事，是将铺设直道与修建万里长城并列，明确显现出直道的修筑，与秦北方边防体系的建设，具有直接关联。
[2]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35～453。
[3]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4]《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第2版《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的国防工程故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
[5]王开《秦直道新探》，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页11~21。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页73～76。《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24日《陕北发现秦直道遗迹》。
[6]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原刊《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页101～116。
[7]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刊《文博》1988年第4期，页15～20。
[8]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55～499；又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俱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00～515，页516～520。
[9]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辑，页89～105。
[10]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上册《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页74～75。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12]《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8。
[13]《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6～2567。
[1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
[1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4～265。
[1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70。
[17]别详拙稿《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拟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53。案此点参考了王子今在鄂尔多斯东胜“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2005年7月27日至30日）上提交的论文《秦直道的历史文化关照》。
[1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案《汉书·地理志》记西汉五原郡乃“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又秦汉郡名往往与郡治所在县相同，如九原郡的邻郡云中郡，治所即设在云中县，据此推测，汉五原郡治九原县，应是由秦朝沿袭而来，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
[20]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78。
[21]今本《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200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本）卷二，页138。
[22]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清毕沅刻本）卷四“宫室”二，页93。另外，《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正义》引《关中记》（页2409），说法也比较接近。
[23]《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0。
[24]今本《三辅黄图》卷二，页143。
[25]如今本《三辅黄图》卷六，页376。
[26]《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页2909。
[27]《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唐颜师古注，页1263。
[28]《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页2902。
[29]《元和郡县志》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2。
[30]《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二“甘泉宫”条，页42～43。
[31]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3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一《秦宫》“林光宫”条，页62。案史念海随后在《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83～490）一文中，复又援依《三辅黄图》的记述，谓甘泉宫为秦始皇所建造，但没有展开具体论述。
[32]王士点《禁扁》（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影印清康熙曹寅刻《楝亭十二种》本）卷甲“宫”类“秦云阳宫”条（页2a），谓“林光宫一名甘泉，二世作”，与通行说法不同。
[33]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原刊台北《大陆杂志》第41卷第1期，此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5）一文，已经指出这一点，但没有详细论述。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案《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七《西羗传》（页2874），在记述秦昭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事时谈到：“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据此，似乎在秦昭襄王时期，已经建有甘泉宫。但是，《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记同事本作“杀义渠王于甘泉”，无“宫”字。《后汉书》时代偏晚，甘泉宫在秦昭襄王时期是否已经兴建，可姑且存疑。
[3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页230。
[36]《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3。
[37]《史记》四九《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页1986；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页232）同谓云阳有“秦始皇甘泉宫”。
[38]《玉海》（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卷一五《地理·地理书》“唐括地志”条，页288。
[39]此外，《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页3534）记述说，西汉之“甘泉（宫），本秦离宫”，也透露出秦时即有甘泉宫一名，可以与《史记》和《括地志》的记载相印证。
[40]《雍录》卷二“甘泉宫”条，页42～43。
[41]徐卫民《秦甘泉宫所在位置辨》，原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1998），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页41～48。
[42]《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2；又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
[43]《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0。
[4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3。
[45]《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1。
[4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
[47]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3）。案徐文对这段文字的句读形式，做有专门论述，徐氏即谓文中“复居甘泉宫”句，与太后无涉，应当是指秦王政本人。
[4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1。
[49]黄永年《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一文，早已指出：“逐客之议，实始发于不韦之免相。”此文原刊《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第二十三期，1947年6月23日，此据作者文集《文史存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页37～40。
[5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0～2546。
[51]《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一班固《西都赋》唐李善注引《汉宫阙疏》，页24。又今本《三辅黄图》卷一《秦宫》“林光宫”条（页62），也记载说林光宫为秦二世皇帝“胡亥所造”。
[52]秦始皇巡游天下，本身也是一种体现其统治权威严肃而重大的政治行为，并非徒事游山玩水。
[5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
[54]《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本）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
[55]案“已而”之“而”字，为今本《史记》所脱佚。《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作“已来”，“来”字亦不通；此据《雍录》卷二“甘泉宫”条（页42）引文补。又《三辅黄图》卷一（页21）所承用之《史记》这段记载，同作“已而”。
[56]《太平御览》引文“郦山上”之“上”字，疑衍，故不从；唯据《御览》增补此字亦通，不影响本文所论述的问题。
[5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案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5）一文已经指出，此“甘泉前殿”应即云阳甘泉宫的前殿。
[5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5～266。
[59]参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篇二《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页192～193。
[60]《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页2909。
[61]《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页467～468，又页482。
[62]《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三八《礼部》上“郊丘”条（页682）引卫宏《汉旧仪》佚文。
[63]《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页2408。
[64]《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页2528。
[6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并《索隐》，页1408。
[6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6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6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9。
[69]《汉书》卷三一《项籍传》颜师古注，页1806。《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并《正义》，页1811。
[7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1]《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42。又卫宏《汉官旧仪》（北京，中华书局，1990，《汉官六种》本）卷下（页50）谓“内郡为县，三边为道”。秦时即设有此等以“道”为名的政区，则可见之于湖北云梦龙岗秦简和睡虎地秦简中大量县、道并称的法律条文。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73～74，页81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之《语书》，页15。
[7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17～18。
[7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5]《水经·沮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24b～27a。
[76]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十二章第一节《汉太上皇陵》，页127。
[77]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77～478。
[78]《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正义》，页2886～2887。
[79]《元和郡县志》卷三，宁州襄乐县，页66。
[80]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41～449。
[81]案，此书罕见，通行书目，未见著录，我见到的是民国萧之葆抄本，今藏陕西旬邑县文化馆。数年前，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的王京阳先生，携此书复印本来京，出示令协助判断其是否为久已失传的先秦古乐经，因涉及直道走向，当时特摘录文氏自序数语。
[82]见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上册《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页74～75。
[83]程龙《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待刊。
[8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8～2552；又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7～2570。
[85]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
[86]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87]《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
[8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7。
[89]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另外，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79）之《秦统一图》（页23～24）所标绘直道走向，与王北辰等基本相同，依据的应是同样史料。
[90]《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6～1399）、卷一二《孝武本纪》（页472～476）所记略同。
[91]《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页3293～3295。
[9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4；又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513。参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页490～492。
[93]参见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11～514）一文对此所做考述。
[9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2～1813。
[95]事见《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九《燕策》一“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侯”条，页1039～1040；又同卷“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燕王”条，页1052。
[96]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
[97]《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18b。
[98]《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
[99]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59～470。案史氏本谓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即走经过肤施的道路，所以，秦人无由至三十五年便又重新翻修这条道路。但秦始皇三十二年这次巡行“从上郡入”的具体路线，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这种推论，似乎还需要慎重对待。
[10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
[101]《汉书》卷五一《贾山传》，页2328。
[102]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秦直道遗址的陈列，即作如此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