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1．敦煌出土唐五代诸种当地乡土志书皆误作寿昌县“西北（或迳云“北”）一百六十里。”盖“■”二字误合为“六”。辗转传抄之间，抄手复在“六”下妄增“十”字，“一百十八里”遂误作“一百六十里”。说详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近斯出版。
2．今见《元和郡县图志》诸本，如清武英殿本、金陵本、岱南阁本、畿辅丛书本、戈襄校仿明本、通经楼钞本、陈树华抄本等，皆作“（晋昌）县东二十步”。唯清王琦《李太白集注》之《胡无人》诗注云：“《元和郡县志》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东二十里”，与诸本不。疑王琦引文有误。
3．《西北丛编》为林??1919年3—4月游历西北记行之作，初刊于1920年，近年收入《西北文献丛编》之《西北民俗文献》第六卷。
4．前文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后文连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及1987年第1期。
5．岑仲勉《从喜咩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10月，638—676页。
6．向达《两关杂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4月初版，1987年4月重印。385页。
7．敦煌遗书P.2691《沙州归义军经略抄》及《元和郡县图志》、《玉平寰宇记》皆载常乐县东去瓜州——百一十五里。
8．《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八到”载：“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而瓜州至常乐县115里，故知常乐县距伊州为程785里。
9．《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九日注云：“（双塔）堡南十五里冰草沟，又五十五里桥子??。”又于“十一月初八日九”注云“自桥子南行三十里上达里图，即前明苦峪城也。”上达里图即今锁阳城，唐之瓜州城是也。此载双塔堡抵瓜州城100里。
10．李并成先生指出：“城址规模是确定城市等第、判定城址性质的重要依据”。又说：“河西汉代县城城廓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度多为200—300m，周长一般1000—1400m左右。”见李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150页。宇接：北朝及隋唐时期河西县城规模亦如此。
11．详拙撰《鱼泉驿考》一主席。待刊。
12．以往学者鉴于唐尺仅31.3cm，步为五尺，300步一里，算得唐里合466.5m，小于今里。但《唐六典》、《通典》新旧《唐书》皆载，庸代度量衡行用大小两制，除“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用小制之外，其余官私悉用大斤、大升、大尺。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载：“开元九年敕：度，以十寸为尺，尺二寸为大尺。”即大尺为小尺之1尺2寸，合今37.32cm。量地计里悉用大尺，唐一里为1500大尺，合1800小尺，折今制559.8m，比今里长近60米。以敦煌文献所载唐里验之，皆合。如S.788《沙州志》、P.2691《沙州都督府图经略抄》及《寿昌县地境》皆载寿昌城距沙州城120里。寿昌城即今敦煌市南湖乡西北破城子，沙州即今党河西故城。二城相距今里为135里，较唐里多出15里；又P3720《莫高窟记》、S.5448《敦煌录》及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咸通年代墨书题记等皆云莫高窟距沙州城25里，今自沙州城往莫高窟，取戈壁捷路，经东湾及鸣沙山二层台直插莫高窟，亦达28里，比唐里多出3里。如上所举，皆表明敦煌唐里大于今里。依余所定唐里为559.8m计算。锁阳城至六工破城子今里129里（129×500m=64500m），折合唐里则为155.2里（64500÷559.8=115.2）与《元和郡县图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太平寰宇记》等所载瓜州距常乐县115里之数相合。研究瓜沙历史地理，里值不辨，则失其准绳矣。
13．程大昌《考古编》卷八，“外国地里书难信”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缩印，按《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疆域）云：“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
14．以上、俱见向达《两关杂考》，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4月版，1987年4月重印。384页。
15．同上书392页。文末向先生附记云“此文初稿成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二月销予修正，题曰《玉门阳关杂考》，以方回笔名发表于《真理杂志》第一卷第四期，自页三八九至页三九八。三十四年三月，复如改定，重写一过，三月二十日写了，因记之。”
16．余别有《五船通考》详之。待刊。
17．昆仑塞即今安西县雷墩子至沈家诗一段汉长城。都尉府置在昆仑障，即今安西县六工村古城（详余《昆仑障考》一文，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昆仑障向东南至新玉门关（马圈村小古城）为程90里。